杨斌首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指出，这次大会中，无论是主题报告还是分论坛的发言，都极大地丰富了学会学术刊物的稿源，也丰富了各个研究生培养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实践。这次大会当中评选颁发的教学成果奖等重要奖项一方面高度肯定了过去研究生学位教育工作中有着突出表现的单位和个人，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在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与改革和创新进程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杨斌指出，在本次大会上，杜占元副部长强调了刘延东副总理在去年和今年曾多次就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性意义和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所作的指示，这是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学会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中的战略定位。会长赵沁平院士也不止一次提到学会的定位对于指导学会工作积极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明晰学会的定位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是纪念学会二十年的重要收获。一是学会应发挥“智库”作用，能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和改革有一些非常前瞻性的建议。二是随着教育部和学会所属单位进一步地“简政放权”，学会作为一个客观公正独立的第三方已经成为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如何在管、办、评分离的大格局下发挥学会独特的、无法替代的生命力和公信力的作用，给学会各位同仁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为学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三是学者，导师，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管理者正在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学会这样的平台上积极探讨共同关心的议题，并促使学会不断探索行业规范和成员自律准则。智库、第三方和共同体的战略定位为学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杨斌对未来研究生教育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几点看法。他认为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意味着非常强烈的跨界竞争，一方面对于以博士生为代表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来说，跨界竞争意味着跨国界的竞争。如在学术人才招聘时，设立一些按照培养产地类别进行划分的限制。另一方面，对于专业学位，跨界竞争的重要含义是企业在人才培养口径和水平上，是否认可大学所培养的专业人才，是否愿意在用人标准中增加“人才出口”的类别，是否愿意把专业学位作为重要的任职资格。

杨斌还对未来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四点看法。

首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研究生教育是文凭获取还是学术训练。我们当下所处的文化对于文凭或者更高学位的追求，构成了用人单位和大学很重要的社会需求。将来经过代际发展变化，下一代对文凭的观点迁移和思想变化会不会影响到这种需求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社会需求是一种对于学位的追求还是被学术训练本身所吸引？

其次，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如何建立人才培养的成本意识和分担机制。一直以来，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对培养成本没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的意识。人才培养的成本意识和分担机制一旦建立，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受教育者是否愿意支付包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在内的培养成本？

再次，从政策的视角来看，将来可能实行培养单位独立印制学位证书的制度，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也意味着在政府总品牌与大学分品牌之间出现向后者的迁移，人们对文凭的追求由粗放转为细化。

最后，从教育的视角来看，谁是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单位？院校或实业界，哪一个会成为更有效的研究生教育提供者？是院校吸引产业界的参与，还是产业界本身就可以成为更好的培养单位？

来自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在研究生教育办学中的新常态。对此，杨斌指出，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有自信心，应该具备老一辈贡献者的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使命感和创业精神，在我们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转折关头，各位同仁应该进行一次再创业，为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注入原始动力。

最后，杨斌对秘书处，各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们，各位院校代表与其他参会者的共同努力顺利举办此次大会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在新的征程上谱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