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春教授，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对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发展的几点回顾
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我陪同盖钧镒校长参加了成立大会，所提交的论文“新形势下农科博士生培养规格、模式与方法探讨”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刊物直接采用（1995年第2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高攀着说，我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起点几与学会同步，20年来我在学会的两大刊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上刚好发表了20篇论文，平均一岁一文。
我于1989年起在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工作，至2011年调离研究生院，先后在研究生院工作了23年。2000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成为我国第三批试办研究生院的单位之一，我先后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职务，并于2000-2011年担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农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余年，并曾担任学会第四届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并于2005、2009、2013年连续三次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贡献奖”。
我在农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十余年，适逢中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生院增列、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改革与战略的实施，学会和农林工作委员会在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模化和适应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理论、政策和经验交流与扩散的重要平台。
一、2000年前农科研究生教育掠影
2000年初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前，农、林口研究生教育的全国性活动主要由农业部和林业部（后为国家林业局）分别负责，就农科研究生教育而言，农业部教育司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部历任领导高度重视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农业部教育司经常召开全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协作组”会议，宣讲研究生教育政策和交流各培养单位的经验。从1987年开始，农业部教育司开展了系统的农科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出版了三本代表性文献：《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1935~1990）》、《国外农科研究生教育》和《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这三本著作系统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提出了我国九十年代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成为此期农科研究生教育的经典文献，并获得国务院学位办“七五”成果一等奖。
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后即组建了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起初并无多大影响。此期农科研究生教育由农业部以政府形式主宰，学会活动并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交流活动。1998年我国进行了政府改革，各部委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和人员编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作组”的工作。
2000年2月，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后，各行业部委一般不再直接管辖高等学校，农业部主管的18所高等学校除少数几校划转教育部外，其他全部由所在省（市、区）属地化主管，农业部对农科研究生教育的管理职能被划上了句号。体制改革后，农业院校与行业部门的关系也发生转变，由传统的领导关系转向新型合作关系，在全行业的统筹方面出现了行业管理真空和交流平台缺失的现象。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学会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此提供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交流平台，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
二、农林工作委员会的横空出世
1998年4月，国务院学位办、农业部教育司和国家林业局人事教育司联合成立了“农科专业学位设置研究秘书组”，首次实现农、林科研究生教育从两部各管格局走向同堂对话的历史性转折。秘书组分别于1998年12月和1999年3月在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完成了农林科共同设置“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论证工作，也初建了农林统一的交流平台。1999年，全国林科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在西南林学院召开，会议邀请了一些农业院校参加，首次实现了农林研究生教育的民间交流。
2000年7月，农林工作委员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了首次学术年会，这是我记忆中农林工作委员会的首次正式会议。本次会议适逢第三批试办研究生院的批复和农业推广、兽医专业学位的首次招生，研究生院建设和专业学位教育成为交流的热门话题。但是，由于这是从政府模式（两部）向民间模式（学会）的首次转型，在组织体系、工作计划等方面还不够健全。
2000年后，直接以农林冠名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中，由中央部委直接领导的单位共9所，其中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农林院校6所、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领导的研究机构3所。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不再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后，对“农科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边界已难以用过去长期沿袭的办法进行简单归类，而是要用多样、共荣和宏观、交叉的视角进行理解，一批合并重组的综合性大学也已经是农科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更大的空间中去促进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协作与发展。
2000年秋，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学位授权审核会议期间，国务院学位办欧百钢与我及北京林业大学高双林三人，就加强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平台建设与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12月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了部属六校研究生院（处）长会议（平山林场会议），决定积极推进农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协调农、林、水产行业院校和广义的农科研究生教育，并搭建各个区域的交流平台，受到了农科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积极响应。本次会议，成立了各大区协作组，并就四类农林研究生教育组织的协调达成了共识。
其一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秘书处挂靠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学术年会，推进教育研究活动，就当前农科研究生教育中的热点与重点工作进行研讨。
其二是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秘书处挂靠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其三是全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秘书处挂靠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两个指导委员会均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建，每年召开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和开展质量调研活动，每两年召开一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2009年林业硕士设置后，秘书处挂靠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2014年，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纳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体系。
其四是各大区的农科研究生教育协作组（或研究会），均于2001年成立，接受农林工作委员会的指导，每年均有研讨活动，由教育部直属的6所农林院校分别牵头负责各大区的工作，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华北）、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华中农业大学（中南）、北京林业大学（西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近年来，为促进交流工作，已将原先的六大区设置改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区设置形式。
三、我与农林工作委员会十年情
我的学习背景和学术轨迹与大多数研究生教育管理者不同，既是文理跨学科培养的产物，也是大学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的产物，且选择了研究生教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生涯。
我的本科是农学专业，主要学习了农学和生物学知识。硕士学科虽然是作物遗传育种，但研究方向是农业系统工程，导师是江苏省农科院院长高亮之研究员，主要学习了系统工程和数学与哲学知识。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研究生处工作，在迷迷糊糊中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1992年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张新培副院长主持了国务院学位办“八五”重大项目（立足国内培养中国博士），我承担了农科子课题。当时，甚感教育学知识的缺乏，很多观察到的现象却不能用教育术语去表达。因此，边研究边学习教育学知识，对培养目标、规格、模式、方法等概念，开始有了专业性理解。项目结束后，开始攻读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学位，师从顾焕章教授，系统学习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由此，初步明确了将农科研究生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立志闯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来。
在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相关人员的合作下，南京农业大学组建了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成为我国农林高校的首创。该博士点同时支撑了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该专业委员会已成为全球农业与生命科学高等教育协会联盟（GCHERA）的中国成员单位，倡议并参与筹备了在南京农业大学颁发的“世界农业奖”（GCHERA—WAP）的相关工作。
参加农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既找到了理想的活动平台，也打开了学术视野。2001年农林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在解放军军需大学（后并入吉林大学）召开。这是继平山林场会议后，农林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体系相对健全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盛会。我在本次会议上做了“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专题报告（刊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年12期）。
本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学位办欧百钢等人给了我一项“神圣的使命”，以后每次学术年会要结合时局和研究做一次有“学术价值”的报告。刚接活时，还感到有点沾沾自喜，但细想起来，这实在是一项难以胜任的“苦差事”。由此，拉开了我与年会的十年马拉松式的赛跑，每次年会一结束便开始思考下一次会议的选题与研究工作。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不经历不知难。于是一场买书、读书、做调研、写论文、投稿、退稿、修改的长跑开始了，并由浅入深地开始涉猎了很多领域，如世界高等教育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启蒙运动与现代大学、科学史与学科学、制度经济学与大学治理、书院与科举、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美国赠地农学院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大学排名与竞争力……等等。十年一觉扬州梦、依稀灯火照秦淮，通过不懈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知识，不知不觉间积累了几吨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书籍，成为每次办公室搬迁时的沉重负担。
十年十报告，苦中也有乐。这些报告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教育、创新教育、培养模式与质量保障体系、学科建设与自主设置、研究生院建设、学术资本主义与创业型大学、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史、研究生教育适应新农村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等主题。十年间不断自加压力，常常是早晨七点走进办公室，晚上十一点办公楼关门才离开。当2011年3月离开研究生院时，突然间感觉松了一口气，我的马拉松终于到终点了。
2014年7月，农林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在贵州大学召开，授予我等十人“农林工作委员会20周年学术贡献奖”，并让我代表获奖者做了“科学研究指导原则与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特邀报告。离开研究生院近四年重返年会，百感交集。于是用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诗句开始我的报告，“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曲解原诗之意是，我在研究生教育战线前后工作了二十三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回到这个讲坛已经像“王质烂柯”一样，当年的老朋友一个个劳燕分飞、座间所剩无几，说明我们已分隔得太久。
回顾学会与农林工作委员会的经历，深感学会在不断地发展和成熟，而我就像一个婴儿一样，也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成长着。